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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伟德线上娱乐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申

2018-02-05 01:31 来源:未知

  本篇文章,“弁言”以外的部分已经发表于《安徽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而撰述此文的目的,正为“纪念谭其骧师百年诞辰”。

  1980年8月到1987年7月,在复旦大学历史系与历史地理研究所,我度过了七年的本科与硕士研究生求学岁月。本科阶段,听过谭师的几次,作为会务人员参加过1982年9月在上海举办的“中国历史地理学术”,但印象中少有机会获得谭师的亲自指导。硕士研究生阶段,这样的机会多了起来,大体上,每个学期会有两三次,与师兄弟们或者独自一人到淮海中1753号102室谭师的寓所,汇报学习情况、更多是听谭师的指导或者聊天一两个小时;拜访的时间,总是选择在下午三点以后,为了不打扰谭师的休息。1987年7月到南京大学任教后,与谭师有过几次通信,就其中的学术问题言,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四册的修订[1],一是东晋南北朝双头州郡的讨论[2]。尤其是关于双头州郡的讨论,谭师竟然一直念念不忘,见面必询我的观点有无改变,惟我的兴趣已经转移、无有深入,所以逢问必讷于言……

  谭师离开我们已近20年了,往事历历,并不如烟,况且我有写日记的习惯,于是,谭师曾经的,便得以时时温习,指我以方向,砺我之志气!

  谭师的予我以方向的,比如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研究。翻检1985年12月4日的日记,下午三点到四点一刻,在淮海中谭师的寓所,谭师的要点如下:

  写这个题目,我没有把握。侨置的实际情况非常复杂。清人做了些工作,比如钱大昕,考据是一流的,洪亮吉就属四流的了,洪齮孙也比洪亮吉高明。《东晋疆域志》里的许多问题,是没有搞清楚的,情况并不那么简单。你一定要做这个题目,我同意,但是能做成什么样子,我也没有把握。我想有几点值得提醒。首先,现在是八十年代了,不能只局限于考据,做成洪亮吉《东晋疆域志》的补证。其次,主要的功夫应该用在侨州郡县制度,以及侨州郡县对经济和文化的影响。这两方面,有许多问题需要探讨。比如有的侨州郡下,并没有人民,而是为北地来的官所立的。比如为什么要土断?土断前后的情况有哪些差别?土断的成效怎样?侨置都有哪些类型?再者,研究侨州郡县不能不联系人口迁移,人口迁移又不仅限于南迁,人口迁移都有哪些影响?我的那篇文章是很浅的,我希望你能深入下去,哪怕取得一点点进步也是好的,不一定求其完整。总之,时间有限,精力有限,材料也有限,有些方面、有些地区,讲实话,功夫到了,可能也搞不清楚,但这个题目是有意义的,我也很欣赏你的勇气。

  回顾这20多年来我对东晋南朝侨州郡县问题的不懈探索,正是遵循着谭师的上述,才取得了些微的;而以这些微的为基础,我也才能厕身于魅力无限的历史地理领域,过着亦苦亦甜的学术人生。感谢谭师!

  1934年6月发表于《燕京学报》第15期的《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以下称《民族迁徙》),是谭其骧师(1911年2月25日-1992年8月28日)早年所撰的一篇论文。[3]关于该文的思、方法与意义,谭师葛剑雄在《中国移民史》“前言”中评述道:

  永嘉之乱后的南迁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但由于正史中本来就没有具体记载,年代久远后更无史料可觅,对这次大规模的移动的研究无由开展。先师却在有限的史料中找到了一把“钥匙”--侨州、郡、县的记载。这是因为当时南迁的人口,大多依照他们原来的籍贯,在南方的定居地按原来的名称设置了侨州、郡、县,而这类侨州、郡、县在沈约的《宋书·州郡志》、萧子显的《南齐书·州郡志》和唐人所修的《晋书·地理志》中都有较详细的记录。所以只要将这些资料整理排比,就不难考证出这些单位的设置年代、地点和变迁,从而了解移民的迁出地、迁移时间、迁入地点,并进而推算出移民的数量。这篇论文对中国移民史研究、地名学研究和定量分析方面都具有开创意义,发表后即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近六十年来一直被视为该领域的经典。[4]

  诚如葛剑雄所言,就现有史料与研究手段看,迄今为止,学界有关“永嘉之乱后的南迁”的探讨,仍然在《民族迁徙》的范围之内;而该文的一些具体推断,如“截至宋世止,南渡人口约共有九十万,占当时全国境人口约共五百四十万之六分之一。西晋时北方诸州及徐之淮北,共有户约百四十万(《晋书·地理志》),以一户五口计,共有口七百余万,则南渡人口九十万,占其八分之一强。换言之,即晋永嘉之丧乱,致北方平均凡八人之中,有一人迁徙南土;迁徙之结果,遂使南朝所辖之疆域内,其民六之五为本土旧民,六之一为北方是也”[5],,也一直为学界广泛信从、频繁征引,并成为讨论其他相关问题的出发点。经典论文的深远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6]

  然而,这样的状况,却并非谭师的愿望。1985年12月,谭师笔者:“我的那篇文章是很浅的,我希望你能深入下去,哪怕取得一点点进步也是好的,不一定求其完整”;[7]又1990年底,谭师在最后一篇论文《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发凡与举例》[8]中,自析《民族迁徙》“决不是一篇完善的论文”:[9]

  永嘉丧乱后引起的民族迁徙是多方面的,岂只是北人南渡而已?至少还有不少中原人或东徙辽左,或西走凉州。

  即就南渡遗黎而言,也不仅移居于设有侨州郡县之地。实际上不设侨州郡县之地,亦多侨姓高门栖止。……

  再者,见于《宋书·州郡志》的州郡户口是宋大明八年(464年)的数字,其时上距永嘉丧乱已百五十年,该文以大明侨州郡县的户口数当南渡人口的约数,从而得出南渡人口占当时南朝人口百分之几,又占西晋时北方人口百分之几这样的结论,实在很不严谨。

  还有一点必须指出的是:这个时代乃是西晋境内与近边塞外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大迁移时代,入居塞内的匈奴、氐、羌、鲜卑、乌桓、丁零等各族的迁徙尤为频繁而错综复杂。此文内容只讲到境内汉族的南迁而题为“民族迁徙”,更属名实不相称。

  也就是说,按照谭师的,《民族迁徙》尚有四个方面有待充实、提升或补充;谭师深深期许着“若欲将这个时代的人口移动作出较完备的论述,显然还有待于今后有志于此者的成十倍的努力”[10]。按谭师所云的第四方面,即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的迁徙,葛剑雄在《中国移民史》第二卷中已有比较系统全面的表述[11];故今谨就另外的三个方面,秉承谭师之意,略作申论,[12]并以此文纪念谭其骧师百年诞辰。

  [1]周振鹤先生在为我的拙著《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赐写的序“继承科学考据的传统”中提到:“谭其骧先生则吸收了阿祥的考证,对《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第四册一些地方作了修订,细心的读者当会注意到这一册有两个不同的印本存在。”

  [2]谭师待学生,不仅严格,而且宽容。1987年6月16日,谭师主持我的申请硕士学位论文《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研究》答辩。这场答辩的严格,王振忠兄的《悠悠长水》(收入陈思和、龚向群主编《走近复旦》,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文中有所回忆;其实严格之外,谭师也很宽容。如据我那天的日记,那时的我年轻气盛,答辩中“与谭先生、邹(逸麟)先生对抗性颇强,主要集中在土断与黄白籍、整理侨置的问题上,我己见,一步不退,又确有些史料解释不清,难免答辩升级--吴(应寿)先生使眼色,我悻悻表示:有待探索”,但这没有影响谭师对我的论文“阿祥论文很好,就是太长”的肯定性评价,并《宋书·州郡志》、《南齐书·州郡志》由我整理,《国家历史地图集》中专门为我增设侨州郡县图幅;而更让我的是,谭师在答辩中多有保留,答辩结束,交给我三页纸的《与胡阿祥论双头州郡》(主要内容,见拙著《六朝疆域与政区研究》第八章“附记谭其骧师与笔者论双头州郡”,西安地图出版社,2000年),如果在答辩中谭师提出这三页纸中的诸多问题,当时的我可能会更加难堪地“解释不清”。

  [4]葛剑雄:《中国移民史》“前言”,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页。又所谓侨州郡县,即某州某郡某县的实有领地陷没,而仍保留其政区名称,借土寄寓,并且设官施政,统辖民户(多为原州郡县侨流及其)。侨州郡县的广泛设立乃至成为制度,是东晋南朝地方行政建置的特殊现象。

  [10]谭其骧:《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发凡与举例》,《历史地理》第10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11]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二卷第十二章为“少数民族的进一步内迁”,凡设九节,即匈奴,羯,氐、羌,卢水胡,鲜卑,蛮,獠,高句丽(高丽)、夫余,西域诸族。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53-512页。

  [12]有关人口迁徙的具体史实,篇幅所限,本文不予罗列。相关的研究,有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一卷《大事年表》(葛剑雄、吴松弟、曹树基编),266-589年,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17-257页;胡阿祥《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第三篇“东晋南朝侨流人口专题”,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77-377页;胡阿祥《十六国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引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3辑。

  如所周知,西晋怀帝永嘉年间的丧乱是由一系列事件构成的,而其主要的两方为匈奴刘汉与汉族。先是,永嘉二年(308年)十月,匈奴刘渊在起兵四年后于蒲子(今山西隰县)称汉帝;永嘉五年三月,晋室太傅、录尚书事、丞相、东海王司马越以所在寇乱、上下崩离,忧惧成疾而死于项(今河南沈丘县),太尉王衍等奉越丧还向东海;四月,汉将羯族石勒追王衍等,至苦县宁平城(今河南鹿邑县西南),大败晋军,围杀随军的诸大臣、室、将士十余万人,王衍罹难,司马越则被剖棺焚尸;继而六月间,汉将刘曜攻陷洛阳,俘获怀帝,纵兵焚掠,杀太子及诸大臣,士民死者三万余人。又八月,汉兵入关中,下长安,士民存者百无一二。永嘉六年,晋军收复长安;及愍帝建兴四年(316年),刘曜再破长安,愍帝出降,西晋。

  以上即“永嘉之乱”,它联系着由“藩王,自相诛灭”[1]引起的、前后延续达16年(291-306年)之久的“八王之乱”;其结果便是“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原”[2]的国史上所谓“五胡乱华”。“五胡乱华”然后有北方的十六国北朝,而“永嘉之乱”然后有南方的东晋南朝。

  具体到永嘉丧乱后的人口迁徙,欲理解其直接的前因后果,也就需要上溯到西晋(265-316年)的中后期,特别是301年“八王之乱”的全面爆发。其时,不仅迁徙人口大量出现,而且已从总体上了东晋南朝与十六国北朝两大系统的人口迁徙之诸多方面。

  这类迁徙人口的大量出现,始于晋惠帝元康(291-299年)后期。据刘掞藜的研究结果,表示如下:[3]

  又王仲荦统计:“汉族人民迁徙的数目,大概从秦、雍迁出者约四五万户,约占当地总人口数的三分之一;从并州迁出者约四万户,约占当地总人口数的三分之二;从梁、益迁出者约二十万户,约占当地总人口数的十分之九;从冀州迁出者约一万户,约占当地总人口数的三十分之一。总计迁徙的户口,见于记载的,将近三十万户,约占西晋全国总户数(三百七十七万)十二分之一强。占秦、雍、并、冀、梁、益、宁等州总户数(合计约六十万户)的二分之一弱。”[4]

  按以上刘掞藜的研究结果,是据史籍材料的概括,比较写实;王仲荦的统计,西晋总户数与诸州合计户数、各州户数的史料来源,可能分别为《三国志》裴注与《晋书·地理志》,而又存在数据不符的疑问,[5]也未考虑到人口的自然增长、战争损耗、隐匿户口等复杂因素,所以不必理解为精确的比例。只是无论怎样,此种情形的人口迁徙,其规模巨大、人数众多是没有疑义的。[6]至于产生这种人口迁徙的原因,则颇为复杂,既联系着已为学者们熟知的西、北各非汉民族的内迁及其引起的的大背景,更与较少为人重视的灾害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晋书》卷二六《食货志》的扼要描述:

  及惠帝之后,政教陵夷,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百姓又为寇贼所杀,流尸满河,白骨蔽野。[7]

  而由于陷入“八王之乱”、尚且不暇的西晋中央与地方,既缺乏必要的救灾措施,又采取了以武力迁徙人口回返本乡的简单做法,未能处理好这一问题,导致了此起彼伏的流民起义[8],从而加速了西晋的。另一方面,可以认为,东晋南朝采取侨立州郡县的措施以应对侨流人口问题,也正是汲取前代历史教训、改变政策的结果。

  如辽西的鲜卑慕容、代北的鲜卑拓跋、梁益的巴氐成汉、中原的匈奴刘汉、的羯胡石勒等,都颇尽力于招引或人口。成汉的起家即以流人为基础,而起先打着晋朝名号的慕容的壮大、本为刘汉部将的石勒的自立,也与人口的归附、招纳有着密切联系。对于这些非汉民族或言,拥有了足量的人口,拣选其中的壮勇为兵、老弱妇孺耕耘,就有了兵员、财源与劳动人手,[9]这是战乱频仍的时代从事割据的重要基础;而为了稳固地控制或招引来的人口,尤其是其中的大族豪户,又多将之集中在都城周围或区域内的重要地区。

  因为受到招引而迁徙的人口,自然带有一定的主动性;至于被的被动迁徙人口,则相当一部分本是坞壁。当北方陷入离乱后,那些未能远迁的、流人往往构筑坞壁,以求自保。不过坞壁的防御效果总有限度,并不容易长期,失去了坞壁的之后,便不免被强梁者掳掠的命运。如《晋书》卷一〇〇《王弥传》:“与刘曜、石勒等攻魏郡、汲郡、顿丘,陷五十余壁,皆调为军士”;《晋书》卷一〇四《石勒载记》:“率众三万寇魏郡、顿丘诸垒壁,多陷之,假垒主将军、都尉,简强壮五万为军士。……陷冀州郡县堡壁百余,众至十余万,其衣冠人物集为君子营。”

  就西晋中后期汉族人口的迁徙言,先是以“就谷”、“乞活”为主,趋向并不明显,带有群体性质的大流徙,后是由内而外、由核心地区往周边或偏远地域的迁徙。这后一种迁徙,其迁徙群体层次较高,性较强,目的地也较为明显。如《晋书》卷八六《张轨传》:

  秘书监缪世征、少府挚虞夜观星象,相与言曰:“天下方乱,避难之国唯凉土耳。张凉州德量不恒,殆其人乎?”……及京都陷,……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分武威置武兴郡以居之。

  时二京倾覆,幽冀沦陷,廆刑政修明,虚怀引纳,士庶多襁负归之。廆乃立郡以统流人,冀州人为冀阳郡,豫州人为成周郡,青州人为营丘郡,并州人为唐国郡。于是推举贤才,委以庶政。……于是有颂声,礼让兴矣。[10]

  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导劝帝收其贤人君子,与之图事。时荆扬晏安,户口殷实,导为政务在清静,每劝帝克己励节,匡主宁邦。

  是为“永嘉之乱”前后,以汉族官民为主体的主动迁移。这种主动迁移,明显表现出西北迁河西、东北迁辽西、南迁江南的三大趋向;而迁徙人口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地域选择,当然与河西、辽西、江南的具体情势有关。先言河西。“家世孝廉,以儒学显”[11]的安定乌氏(今甘肃平凉市西北)张轨,惠帝永宁元年(301年)拥据河西。《晋书》卷八六《张轨传》:

  轨以时方多难,阴图据河西,筮之,遇《泰》之《观》,乃投筴喜曰:“霸者兆也。”于是求为凉州。公卿亦举轨才堪御远。永宁初,出为护羌校尉、凉州刺史。于时鲜卑反叛,寇盗从横,轨到官,即讨破之,斩首万余级,遂威著西州,化行河右。以宋配、阴充、泛瑗、阴澹为股肱谋主,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春秋行乡射之礼。……张氏遂霸河西。

  次言辽东。昌黎棘城(今辽宁义县西)鲜卑人、鲜卑大单于慕容廆,既降晋而为鲜卑都督,愍帝建兴中又拜为昌黎、辽东二国公。廆教诸部务农桑、效仿中原法制。司马睿称帝,慕容廆曾遣使劝进。东晋建国,廆加位至“使持节、都督幽平二州东夷诸军事、车骑将军、平州牧,进封辽东郡公”[12]。再言江南。惠帝永兴二年(305年),东海王司马越命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琅邪王司马睿留守下邳(今江苏睢宁县北);永嘉元年(307年),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司马睿移镇建邺(今江苏南京市)。司马睿以琅邪临沂大族王导为谋主,引用吴地著姓顾荣、贺循、周玘等,经营江南。愍帝时,加司马睿左丞相,进位丞相、大都督中外诸军事。317年,司马睿在建康(313年改建邺为建康)即晋,改元建武。318年司马睿称帝。

  然则河西张氏汉族长期晋室司马氏[13]、辽西慕容名义上承认晋室主国地位[14]、江南司马睿渐为正朔所在等背景,正是谭师所云中原汉族人口“西走凉州”、“东徙辽左”、“北人南渡”的引领力;当然,河西地区较为适合农业开发,辽西地区早在秦汉之际、两汉之际、东汉末年都有不少汉人迁入,江南地区历经孙吴的经济开发与文化开发,以及吴地士族愿意接纳“就社会阶级来说,实为同一气类”的“晋之皇室及中州避乱南来之士大夫”[15]等其他因素,也对这些迁徙人口的地域选择发挥了作用。至于其影响所及,“不独前燕、前凉及东晋的建国中兴与此北方的流民有关,即后来南北朝的士族亦承其系统。”[16]

  总括“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及其引发的“永嘉之乱”所导致的西晋人口迁徙,就其被动方面言,中原之地内部争斗、民族仇杀、战事纷起、频至,为避祸、为就食、为,或被掳掠,故而不得不迁;就其主动方面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心系晋朝的汉族官民来说,起初就有西北、东北、南方的三大迁移趋向。而其中的汉族官民南迁,迁徙人口规模最大、迁徙延续时间最长、迁徙发生的影响最为深远,也正是谭师《民族迁徙》的论述主旨所在。

  [1]《晋书》卷六二《祖逖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694页。按“藩王”的原因在于晋武帝大封诸王,并使之将兵出镇,而诸王之间特别是室王与皇子王之间存在矛盾。

  [5]《三国志》卷二二《魏书·陈群传》裴注:“案《晋太康三年地记》,晋户有三百七十七万。”:中华书局,1982年,第637页。《晋书》卷一四《地理志·总序》,第415页:太康元年(280年)平吴后,大凡户2459840,口16163863。又《晋书·地理志》存在全国总户数、各州户数、各郡国统计户数彼此不相一致的问题,如秦、雍、并、冀、梁、益、宁七州总户数82万余,分郡国统计则为81万余,王仲荦“合计约六十万户”的数字不知如何得出。

  [6]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一卷粗略估计西晋永康元年(300年)的实际人口可能达到了3500万,若以每户4.7口计,约740余万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52-464页。如果再认可王仲荦的“将近三十万户”的迁徙人口规模,则迁徙户数占其时实际户数的约1/25。

  [7]类似的或详细的记载,见《晋书》卷四《惠帝纪》、卷五《怀帝纪》、卷二七至卷二九《志》;原因与影响的具体分析,胡阿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生态》,《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9]如《晋书》卷一〇六《石季龙载记》,第2770页:“镇远王擢表雍、秦二州望族,自东徙已来,遂在戍役之例,既衣冠华胄,宜蒙优免,从之。自是皇甫、胡、梁、韦、杜、牛、辛等十有七姓蠲其兵贯,一同旧族,随才铨叙,思欲分还桑梓者听之;其非此等,不得为例。”这说明“衣冠华胄”都被编入“兵贯”,何况普通百姓?

  [10]《晋书》卷一〇九《慕容皝载记》,第2823页也有类似的记载:“自永嘉丧乱,百姓,中原萧条,千里无烟,饥寒流陨,相继沟壑。先王以神武圣略,保全一方,威以殄奸,德以怀远,故九州之人,塞表殊类,襁负万里,若赤子之归慈父,流人之多旧土十倍有余,人殷地狭,故无田者十有四焉。”

  [13]如张寔、张茂、张骏、张重华皆用西晋愍帝“建兴”年号,张玄靓先用西晋“建兴”,后用东晋穆帝“升平”年号,张天锡亦用“升平”;惟张祚改元“和平”(354-355年)。参考李崇智编著:《中国历代年号考》(),:中华书局,2001年,第30-33页。

  [14]如《晋书》及《资治通鉴》皆云慕容皝(廆子)到东晋穆帝永和元年(345年)始不用晋年号。

  [15]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录》,合肥:黄山书社,1987年,第150-151页。

  分析谭师指出的“就南渡遗黎而言,也不仅移居于设有侨州郡县之地。实际上不设侨州郡县之地,亦多侨姓高门栖止”的现象,实际上有两种情形。

  一种情形是,不设侨州郡县的区域,存在侨流人口。以今安徽省域为例,据宋明时代一些方志、谱的记载,河间俞氏晋永嘉之乱后迁移新安郡,北方程、鲍、黄、谢、詹、胡、郑、余诸氏东晋南朝时携子孙徙居新安郡,如此,皖南、浙西的新安郡侨流人口颇多,然而新安郡境并无侨州郡县的设置。谭师也举例说:“王羲之、谢安等皆寓居会稽,……(孙)恩(卢)循都是世居吴(郡)会(稽)的侨人。”[1]又据陈寅恪的研究[2],永嘉乱后,南渡长江下游的上层阶级选择五郡(会稽、东阳、新安、临海、永嘉)从事经济活动[3],南渡长江下游的下层阶级大抵分散杂居于吴人甚大之地域即吴郡、吴兴郡、义兴郡境[4],但无论五郡还是吴、吴兴、义兴郡境,都未设置侨州郡县。这样的情况也存在于东晋南朝的内地。如世传侨流有南迁八闽者,《直斋书录解题》卷八引唐林谞《闽中记》云:“永嘉之乱,中原仕族林、黄、陈、郑四姓先入闽”,而明何乔远《闽书》卷一五二称“衣冠始入闽者八族”,又有詹、丘、何、胡四姓;又泉州清原郡,《太平御览》卷一七○引《十道志》:“东晋南渡,衣冠士族多萃其地,以求安堵。”按“中原仕族”、“衣冠士族”,出自后世追记,或有附会的可能,但永嘉乱后、东晋南朝有北方一般家族、零散侨流或由海或由陆迁入八闽之地,应该还是可以肯定的,因为较之更远的岭南之地,当时史籍也明确记载有北方侨流的踪迹:如东晋义熙末,“东海人徐道期流寓广州,无士行,为侨旧所陵侮。因刺史谢欣死,合率群不逞作乱,攻没州城,杀士庶素憾者百余,倾府库,招集亡命,出攻始兴”[5],徐道期显然就是北方移民或其,而徐道期所率徒众中也应当有不少的北方移民或其;又宋泰始中,交州“土人李长仁为乱,悉诛北来流寓,无或免者”[6],此“北来流寓”,也有直接迁自北方的可能。然而,无论福建八闽,还是岭南交广,也都不见侨州郡县的设立。

  另一种情形是,设置有侨州郡县的区域,侨流人口也不一定固定居住在相应区域内。如注籍侨州郡县的只是侨流人口的一大部分,南迁侨流有“多庇大姓以为客”[7]者,有散居于当地州郡县而编入当地户籍者,有“不乐州县编户”的“浮浪人”[8],又有强令属籍当地者,可见侨流人口不尽注籍于侨州郡县,当地州郡县所领也不是没有侨流人口;至于北方南来上层士族,据秦冬梅考证,“籍属琅邪的王氏家族和颜氏家族都没有居住在侨琅邪郡的范围内,而是居住在秦淮河以南的地区。……原籍为陈郡阳夏县都乡吉迁里的谢氏家族也并没有居住在其籍贯所在的侨陈郡或阳夏县中,从上述分析可知,世家大族的居住地与其侨籍所在地是分离的,多数世家大族并没有居住在其所属的侨州郡县之中。……世家大族不固定居所的原因有很多,因游宦、退隐、等原因离开他们到南方后第一居所的例子很多,虽然原因不同,但造成的结果是相同的,那就是与侨州郡县及族本家的脱离。”[9]

  其一,大凡因侨流人口而置侨州郡县,其侨流人口一般是呈团聚状态的“乡族集团”[10],即人数较多而且相对集中。那些迁入八闽、岭南等悬远内地的侨流,毕竟只是发源于北方的移民大潮的无力余波,他们人数既少,迁徙时间与迁入地区又较分散而不集中,加之南方地广人稀,便于他们随宜而居,故既不必也无法为他们侨建州郡县。至于进入五郡殖产兴利的北方南来上层阶级,居住秦淮河畔、乌衣巷里的琅邪王氏、陈郡谢氏一类侨姓名族,大多已有本籍侨州郡县安置了其乡族,他们本身则因而游走宦海、因经济而求田问舍、因文化而纵意肆游、因出身而免除税役,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又基本享受优复待遇,对于他们,自然也是既不能也不必再置侨州郡县的。即以为例,侨姓名族虽多,但无足够数量的下层阶级的团聚侨流人口,所以对于居住的这部分特殊侨人,没有采取侨置州郡县的措施;能够证成这一观点者,又有邦对东晋朝流寓会稽的北方士人更加细密的研究。王氏的考证了如下的事实:流寓会稽的北方士人“以不侵害会稽土著豪门士族的经济利益为寓居的前提”,选择了土著士族薄弱的剡溪-曹娥江流域的剡、始宁、上虞诸县作为集聚地;而由于“北方士人向会稽的迁徙,自西晋末年以来陆续进行,但始终没有形成一个洪峰期;寓居会稽的北方士人,其原籍北方诸地,不存在北方某一地域集中侨居会稽的现象。于是,他们原地域圈的观念就显得相对淡薄。因此,在客观上没有必要象江南其他地区那样需朝廷侨设州郡县来安置自己。”[11]

  其二,东晋南朝侨立州郡县的本意,在于表示一种收复失地的决心,在于以为侨流人口“庶有旋反之期”[12]、侨置初不过是一时权宜之计,在于利用北方迁来侨流的归本、武勇之力屯戍北部疆土、捍卫军事重镇、北伐西征。以此,不仅绝大多数下层阶级的侨流人口无力远迁东晋南朝之内地,也不愿他们远迁内地、失去控制、不便利用;与此相呼应,建立的侨州郡县,自就不必远离北方侨流人口的故土以至深僻南方内地,将州、郡、县侨立在、淮东淮西、青徐中原、沔汉梁益,使其总的形势靠近北方,这与上述的侨置本意也是一致的。[13]

  其三,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设置,还要考虑到尽量避免与土著发生冲突。自古以来,侨人与土著容易产生矛盾。这种矛盾基础于地域之间的隔阂、对立与歧视,基础于侨人与土著之间礼俗、语言的难以,更基础于一定生产力水平下土地“载人量”有限而引起的“竞争”。[14]如田余庆以东晋为例指出:“严格说来,居政而有实权者限于侨姓士族,吴姓士族只不过是陪衬。吴姓士族上不能获得更多好处,经济上却必须坚守既得利益,不容。”[15]而所谓“不容”的经济利益,在东晋南朝特别具体表现在居住地域的冲突上。由此,便可理解上述之吴郡、吴兴郡及义兴郡境不乏侨流人口、但无侨州郡县的奇怪现象。[16]当其时也,江南境内地广野丰,水道纵横,交通便利。以一般情势推论,侨流人口自不必汇集于晋陵一隅、傍江一带,而是大可南进,以安家置业。然而从史实看,渗进吴郡、吴兴郡及义兴郡境的北方侨流,人数相对较少、地位一般较低并且不呈团聚状态却是肯定的。这一现象的产生,即与这一区域土著吴人强盛,侨流人口尤其是具有一定地位、军事力量的侨流人口(陈寅恪所谓上层阶级与中层阶级)不便或不易插入有关。[17]以义兴周氏、吴兴沈氏为例,均特强,所谓“今江东之豪莫强周、沈”[18],诚为实录。他们既难驯服,又最易与北来侨流发生利害冲突。[19]因此,对于散居吴、吴兴、义兴等吴人强盛地区的分散杂居侨流,出于避免侨人与土著在矛盾之外再起经济冲突的考虑,东晋南朝就既难以、也不能设置侨州郡县。

  要之,东晋南朝境内侨流人口的地理分布与侨州郡县的地理分布,细部不相一致之处甚多。其实这也并不奇怪。本来侨流人口的南来情形就各异,南来后的境况也是颇不相同;而侨州郡县的设立,无论有无实土,总归相对固定。复杂流动的侨流人口与相对固定的侨州郡县,焉能完全对应?而其间的种种差异,以上仅略言大概耳。

  [2]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原载《中山大学学报》1956年第1期;收入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3]如北地傅氏、颍川庾氏、高阳许氏、陈郡谢氏、陈留阮氏、太原王氏、琅邪王氏、太原孙氏、高平郗氏、谯郡戴氏、乐安高氏、琅邪颜氏、济阳、济阳蔡氏、庐江何氏、高阳许氏、鲁国孔氏等等。再以会稽郡为例,随举一些曾经生活于此的具体人物如下:北地傅敷、傅晞,颍川庾琛、庾亮,陈郡谢奕、谢安、谢方明、谢灵运,琅邪王羲之、王凝之、王徽之、王献之、王随之、王镇之、王弘之,高平郗愔、郗超,乐安高柔,高阳许询,太原王述、孙统、孙绰,庐江何子平,陈留阮裕、阮万龄,谯郡戴逵,鲁郡孔淳之,河南辛普明。

  [4]以吴兴郡为例,河内郭文隐居吴兴余杭,颍川陈达家于吴兴长城,详《晋书》卷九四《郭文传》,第2440页,《陈书》卷一《高祖纪》,:中华书局,1972年,第1页。又《晋书》卷七八《孔坦传》,第2057页载其为吴兴内史,“时使坦募江淮流人为军”,可见吴兴郡境的江淮流人数量必定不少。

  [7]《南齐书》卷一四《州郡志》南兖州,:中华书局,1972年,第255页。按此“大姓”当既有迁来的侨姓,也有土著的吴姓。

  [8]《隋书》卷二四《食货志》,:中华书局,1973年,第674页。按“浮浪人”还包括南方的“无贯之人”。

  [10]主、豪族与所谓亲、乡党、部曲、、义附等人群逐渐结成的牢固的整体,可称之为“乡族集团”。

  [11]邦:《东晋朝流寓会稽的北方士人研究》,收入谷川道雄主编《地域社会在六朝文化上所起的作用》,[日]玄文社,1989年。

  [12] 《晋书》卷七五《范宁传》,第1986页:“昔中原丧乱,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许其挟注本郡。”

  [13]本段的讨论,另详胡阿祥:《侨置的源流与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产生》,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编《高敏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线年;《东晋南朝侨州郡县地理分布述论》,武汉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石泉先生九十诞辰纪念文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

  [14]如清及时代,客家与土著之间因土地因水源的争夺乃至因观念的冲突而引起的武力械斗,便是人所共知的近事。

  [16]惟“晋元帝初,割吴郡海虞县之北境为东海郡,立郯、朐、利城三县。……穆帝永和中,郡移出京口,郯等三县亦寄治于京”(《宋书》卷三五《州郡志》,第1038页)。考海虞,邻晋陵郡境,又近海边荒,所以能够安集一些侨流,侨置郡县。但是这样的例外,维持的时间并不长,不仅即移寄京口。

  [17]其上层阶级已如上述。又中层阶级,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云:“此种人群在当时既非占有文化上之高等地位,自不能亦不必居住长江南岸新立之首都建康及其近旁。复以人数较当时避难南来之上下两层社会阶级为多之故,又不便或不易插入江左文化士族所聚居之吴郡治所及其近旁,故不得不择一距新邦首都不甚远,而又在长江南岸较安全之京口晋陵近旁一带,此为事势所必致者也。”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第58页。

  [19]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即以义兴周氏为例,论述了南来北人之中层阶级居住地域与义兴周氏居住地域接近,而双方人数、武力又颇足对抗,两不相下,利害冲突,并不能,遂势成仇敌的经过。

  谭师《民族迁徙》以《宋书·州郡志》“侨州、郡、县之户口数当南渡人口之约数”,推断出“截至宋世止,南渡人口约共有九十万”,这占当时宋朝人口的1/6,又占西晋时北方人口的1/8;[1]与谭师的思近似,周一良《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对待之政策》[2]计算出的“南朝境内侨人”数字,为919700口加6300户。虽然,对于这种研究思与推算结果,谭师谦称“实在很不严谨”,但毕竟“这一推论最重大的贡献,在于找到了一种相对可靠的,也是目前唯一的对这次移民进行数量分析的依据。……由于现存的史料中只有一般性的描述,如果不采用这种方法,我们就毫无可能对移民的数量作任何有实际意义的估计”。[3]

  然而,学界在充分肯定谭师、周一良上述推论的同时,往往忽视了两位先生在文中本已提及的诸多复杂情况。如谭师指出:“侨郡县所领,非必尽是,而本土郡县所领,亦非尽本土之民也”;[4]又周一良指出:“休文自称以大明八年为正,(内史侯相则以升明末为定,然内史侯相之外,所记亦多不以大明八年为准也。)户口之数未言何时”,“大明八年下距侯景乱梁南朝失江北凡八十余年,距陈之亡凡一百二十余年,此两时期不惟侨人分布莫可知,即州郡户口数目亦不能考”,“今姑认宋志侨州郡县之户口为侨人户口,而侨人隶实州郡县者不复计算,庶可以截长补短,要是大约之数目,未可固执以求”,[5]等等。也就是说,谭、周两位先生对于西晋永嘉丧乱以迄刘宋大明年间侨人数量的估算,原其本意,只是为后续的研究,包括分期与分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平台而已,相关的侨人数字并不能坐实。

  然则以这样的平台为基础,我们一方面认识到,讨论东晋南朝南迁人口及其的数量,《宋书·州郡志》所载侨州郡户口数字的确具有无可替代的关键意义;另一方面也必须明确,运用《宋书·州郡志》所载户口数字不宜简单直接,即尚需考虑到其数字的复杂性,并引入一些历史人口学的理论与方法:

  其一,《宋书·州郡志》所载侨州郡户口数一般认为是大明八年(464年)的数字,其时上距西晋永嘉丧乱已有百五十年。“这些侨州、郡、县的户口即[既]包括历年来的移民,也含有这些移民定居后繁衍的后代。以首批到达的移民为例,如果他们在定居后以5‰的年平均增长率繁衍的线年内人口总数已经增加到2.11倍了。由于我们无法确定在此期间每批移民的数量和他们到达的时间,要推算出初始移民的数量是不可能的。但是因为早期的移民,尤其是永嘉时的移民在总数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所以可以肯定,真正的或第一代移民比这个数字要小得多。”

  其二,“无论是西晋的户口数,还是刘宋大明八年的户口数,(《晋书·地理志》、《宋书·州郡志》)都只登记了一部分人口,大大低于实际数。而且由于第一代移民中的‘衣冠’特多,所谓‘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贵族官僚、世家大族、地主豪强的比例很高,他们所荫庇和隐匿的户口数量也要比全国正常的比例更高。”[6]

  其三,《宋书·州郡志》所载户口数还存在各州小序中所列该州户口数与该州各郡国分列的户口数之和基本不合(只有郢州完全相合)的情况。实际上,《宋书·州郡志》给出了两组户口数字,即各州所列户口总数为大明八年(464年)数字,而各郡国户口数及其总计数是“宋末”的数字,具体是“宋末”的哪一年,尚难确定。[7]

  其四,《宋书·州郡志》所载户口数,既有土著户口,也有侨流户口,而侨流户口又来自黄、白两种户籍。道理很简单,《宋书·州郡志》所载侨州郡县,有经过土断、已有实土的侨州郡县,其领户由注白籍改注黄籍;又有未经土断、仍无实土的侨州郡县,其领户所注当然仍为白籍。[8]白籍对于来说,是不税不役的虚户,并无多大的实际意义,因此,《宋书·州郡志》侨流白籍户口数之不系统、不完整,而且准确度要远低于土著黄籍户口数,是可以断言的;[9]又相对于土著黄籍户口数,经过意在“明考课之科,修闾伍之法”[10]的土断核定的侨流黄籍户口数,由于侨流不愿属籍等复杂原因,也存在着比较明显的脱籍与离散现象。

  考虑到以上四点,可以认为:依据《宋书·州郡志》所载户口数字,只能大体推论东晋刘宋侨流人口及其的大概数量,并不能详知其确切数量;而对谭师1934年、周一良1938年计算出的截止刘宋大明八年约90余万的侨人数字,也有可能进行重新估算。目前所见的重新估算之例有二。

  例一是葛剑雄的估算。1997年,葛剑雄指出:“初始移民在迁出地人口中的实际比例应高于八分之一;大明八年移民及其占迁入地人口的实际比例也应高于六分之一。由于移民的迁出地和迁入地都相对集中,所以这些地区人口的迁移率和移民占当地总人口的比例都要大大高于这些比例。……保守的估计:到宋大明年间,北方移民及其的总数至少应是户口数的一倍有余,即200万左右。”[11]又2002年,葛剑雄认为:“永嘉年间南迁的北方移民以50万计,则东晋人口的起点为1050万。……大明八年的人口数……在1500万-1700万之间。”[12]这样,综合下来,永嘉年间南迁的北方移民占东晋初年总人口的比例约为1/21(即50万/1050万),而刘宋大明八年时北方移民及其占其时总人口的比例约为1/8(即200万/1600万。按谭师的估算为1/6,即90万/540万)。

  例二是笔者的估算。2008年,笔者在《东晋南朝侨流人口的输出与输入--分别以今山西省域与今安徽省域为例》[13]文中,得出如下看法:西晋末东晋初那段迁徙规模最大的时间,山西官民南迁人口数字,依据《宋书·州郡志》侨郡户口记载逆推,约在8万人左右,即为《晋书·地理志》山西民户的大约1/9;而结合其他文献资料可知,山西官民的外迁数量还远不止《晋书·地理志》山西民户的大约1/9。及至大明八年(464年)或宋末(宋至479年为齐所代),南迁的山西官民包括其在内,更是超过了18万人。又大明八年或宋末时,安徽境内侨流人口及其的总数,较低的估计超过44万人(按谭师的估算为17万人),而这以后新增的侨流人口及其,保守的估计也不下7到8万人;如此,到了南朝末年,分属陈朝与北齐的今安徽省域侨流人口及其的实际总数,至少约在80万之谱。

  当然,上举两例,无论是葛剑雄的总体估算,还是笔者以今山西省域为例的侨流人口输出的估算、以今安徽省域为例的侨流人口输入的估算,仍是相当粗略的,更加细致的、分期与分区的估算,都“还有待于今后有志于此者的成十倍的努力”。但可以肯定的是,其一,在研究方法上,无论是侨流人口的输出还是侨流人口的输入,由《宋书·州郡志》侨州郡户口数的记载而进行的侨流人口的数量分析,需要进一步考虑种种复杂情形,如没有入籍侨州郡县的零散却也不在少数的侨流,豪强大族与各品官员兼并、隐匿与荫庇的大量侨流人口,侨流成为兵户或营户以及具有私兵性质的部曲,十六国北朝掳掠东晋南朝人口(其中当然包括已经南迁的侨流人口),已经南迁的士族与百姓的重新北返,等等,[14]作出必要的补充、合理的修正与适当的扩展。其二,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也并不能全面、详确、系统地反映东晋南朝侨流人口的各个方面。从理论上说,由于侨州郡县多因原州郡县侨流而设,所以侨州郡县可以表达人口迁徙的始点与终点,提供有关迁徙时间、迁徙线以及迁徙人口数量的线索;然而,不仅《晋书·地理志》、《南齐书·州郡志》中所记东晋、萧齐的侨州郡县,或错误百出或简略不尽,而且缺乏户口信息,因此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15]南朝梁、陈的侨置情况,更是缺乏“地理志”一类文献的基本记载。如此,南朝中后期特别是梁陈两朝的侨流人口状况,就必须结合其他文献资料,才能展开探讨。还有一些问题,比如侨流人口的地域选择,主动或被动的地域选择与侨流人口中的世家大族或上层之兴衰起伏的关系,等等,也仍然需要在侨州郡县这类“地名”性质的史料之外,穷搜博采其他各类史料,才能稍明大概。

  [2]原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本第4分,1938年;收入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华书局,1963年。

  [7]何德章《读〈宋书·州郡志〉札记二则》略谓:《宋书·州郡志》各郡户口与各州小序中所列户口反映的是不同时期的户口数。考《宋书·州郡志》徐州、南兖州、南豫州等州小序中之“旧领”、“徐志”,可知《宋书·州郡志》给出了两组户口数字,此两组数字有不同的渊源,代表不同时期的户口数状况。具体来说,《宋书·州郡志》各州所列户口总数反映的是大明八年的状况,这源于“徐志”的“旧”记录;“徐志”者,《宋书·自序》所说由徐爰编定,“起自义熙之初,讫于大明之末”的《宋书》的志。沈约《宋书》以之为底本,故《州郡志》“大较以大明八年为正”,于各州兼记“徐志”所列户口数。又《宋书·州郡志》各郡户口数及其总计数是“宋末”的数字,具体是“宋末”的哪一年,则尚难确定。《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5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

  [9]以秦州陇西郡为例,《宋书》卷三七《州郡志》、第1157页秦州刺史陇西太守:“文帝元嘉初,关中民三千二百三十六户归化,六年立。今领县六。户一千五百六十一,口七千五百三十。”按从元嘉六年(429年)到大明八年(464年)或宋末,凡三、五十年时间,其间未见对陇西郡的民户割属,即使不考虑人口自然增长因素,陇西郡领户也失去了一多半。这种侨流人口从版籍上脱漏的现象,可能是无实土侨州郡县的一种普遍现象。参考[日]安田二郎:《关于所谓王玄谟的襄阳土断》,日本《东洋史论集》第2辑,1986年。

  [11]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二卷,第411-412页。葛剑雄并且强调:“200万无论如何只是一个下限。”

  [14]参考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83-94页。又谭其骧《民族迁徙》:“魏一于北,齐、梁、陈篡夺于南,治乱之势既非昔比,而中原人民南迁之风,亦因之大杀。魏兵之屡下江、淮,南人既多被虏北迁;至孝文帝立而崇经礼士,浸浸华化,于是中原士族向之避难在江左者,又相率慕化来归。自晋江左以来之移民趋势,至是乃为之一变;……不过南渡乃是正流,北旋究属返响。”谭其骧:《长水集》(上),第223页。

  [15]有关《晋书·地理志》、《南齐书·州郡志》的讨论,详胡阿祥:《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的文献记载与研究回顾》,收入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回顾与探索--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九届年会论文集》,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

  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或人口迁徙,包括迁徙的动力或原因、时间与线、数量与阶层、迁出地与迁入地、地域选择与家族兴衰诸项,为什么值得我们如此孜孜以求地不懈探讨?盖因这次民族或人口的迁徙,不仅迁徙民族或人口数量之众多、迁徙家族门第之显盛、迁徙涉及地域之广大、迁徙延续时间之长久,都堪称空前;而且,其所产生的影响,也可谓巨大、广泛与深远。

  晋代自八王之乱以来,战乱相寻,迭萌,人民除了不能走或不愿走的以外(此种人产生的影响与流民一般大),都外逃以避难。胡族者为了控制人口,也凭借武力,徙民。由此出现了北方人口大流动的现象。两晋南北朝三百年来的大变动,可以说就是由人口的大流动、大迁徙问题引起。……不徙有事发生,徙则有大事发生,南北朝无一大事不与徙有关。[1]

  又如就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历史研究的理论言,先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韩国学者朴汉济构建了“胡汉体制”理论,即认为十六国北朝时期,北方大多由内迁的胡族建立,广大的胡汉诸族,胡族虽然继承了原汉族的方式和制度,但仍然保留了许多胡族的制度和习俗,胡汉两种文化在矛盾、碰撞的过程之中,最后相互融合,形成为带有胡汉两种民族特征的新体制;及90年代中期,为了与“胡汉体制”配合,朴汉济又提出了东晋南朝史的“侨旧体制”理论,即西晋永嘉之乱后,北方汉族大幅度南迁,前后持续了约百年之久,于是在东晋南朝地区,“”与“旧人”之间在、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由冲突到融合,最终形成为新的“侨旧体制”。进之,十六国北朝史的前提是“胡汉体制论”,东晋南朝史的前提是“侨旧体制论”,两者统合起来就是“体制”,直言之,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历史是在脱离故乡的人即的主导下发展与变迁的。[2]对于这样的“胡汉体制论”、“侨旧体制论”、“体制论”,笔者由自身的研究经历出发,感觉非常重要。笔者以为:东晋十六国南北朝的历史,虽然错综复杂,但其中也有主要线索可寻。此主要线索,在十六国北朝为胡汉问题,在东晋南朝为侨旧问题。所谓“胡”,乃三国西晋时代不断内徙及十六国北朝时代先后入主中原的非汉民族,所谓“汉”,即十六国北朝时代北方之汉族士民;又所谓“侨”,主要指西晋永嘉乱后不断南徙的北方官民,所谓“旧”,主要指南方土著。胡汉之间、侨旧之间既颇多矛盾,又有各种形式的合作。胡汉之间因有矛盾,引起了大量北方人口的迁徙南方,侨旧之间因有矛盾,促成了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大量设置;胡汉之间、侨旧之间又有合作,从而十六国北朝得以立国于北方,东晋南朝得以立国于南方。以此,治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史,理解基础于民族迁徙或人口迁徙的“胡汉体制论”、“侨旧体制论”、“体制论”等理论,可谓关键所在。

  再如具体到东晋南朝及其后的学术、文化、经济与民族诸多方面言,笔者提及:“东晋南朝与十六国北朝学术演变的分途异向,如南方玄学相对盛行而北方传统,南方清通简要而北方渊综广博,南方重视教义理论而北方关注教行为,南方文学宜于吟歌而北方文学求便时用,南方史书私撰较多而北方史书官修为主,等等,也都可由南方的侨旧格局及南迁的世家大族对南方士人的影响、北方的胡汉体制及留居的汉魏大姓对胡族的中,找到解释的理由或理解的径”;[3]王永平指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永嘉之乱’后这次民族南迁运动,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为巨大、影响最为深远的民族文化南传、移植与重建的过程。……东晋以后之江南文化是以侨姓士族文化为主体,同时兼蓄江南土著士族的传统,两相融合而形成的一种新的江南文化。正是这种文化在六朝时期使‘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及至隋、唐,江南已成为中国一大文明区域”;[4]日本学者中村圭尔认为:“东晋以后……人口的流入,带给江南地域社会的影响,绝不是小的。随着人口的剧增,江南的开发也飞跃地展开,奠定了十世纪以后江南发展成全中国经济中心的基础,这是相当有名的事”;[5]吾师谭其骧先生则远瞩地作出了这样的综合评价:“是役为吾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之一大关键,盖南方长江流域之日渐开发,北方黄河流域之日就衰落,比较纯粹之华夏血统之南徙,胥由于此也。”[6]

  还如就越来越受重视的地域研究言,笔者曾以今安徽省域为例,讨论了东晋南朝侨流人口对于安徽地域史产生的多重影响:

  首先,几十万侨流人口及其留居安徽,不仅直接促进了安徽人口的增长,而且这来自各方的侨流人口也带来了新的或先进的生产经验与技术,建立了大量新的聚落,从而加速了安徽区域经济的开发;及至侨流在侨居地久习而安,安徽成为他们新的桑梓故里,安徽的文化面貌,包括语言、风俗、、饮食等各个方面,又得以更加地丰富多样、多方融汇。其次,就输入安徽境内的侨流人口中之上层言,他们或地位高、或文化深、或社会影响大、或军事能力强,在当时的、文化、社会、军事舞台上,扮演着一定的角色,这又无疑提升了安徽区域的与军事地位。比如东晋、刘宋时期拥有众多侨流人口的豫州、南豫州,即在对外军事与对内政局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经常掌控豫部的侨居安徽的北方大姓,如东晋豫州之颍川庾氏庾亮、庾怿、庾楷,陈郡谢氏谢尚、谢奕、谢万,谯郡桓氏桓熙、桓冲、桓伊、桓石虔、桓玄,他们或为外戚,或为名族,或为权臣,都在其时的内政外兵中拥有特殊重要的地位;而东晋置于豫州的军府“西府”及其所领以安徽侨流人口为主组成的“西府兵”,也就仿佛于著名的京口徐州之“北府”与“北府兵”,同样在内政外兵中往往发挥着关键的作用。[7]

  总之,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是一个民族大迁移、人口大流动的时代;[8]在这样的时代,无论南北,也无论当时还是后世,其、军事、经济、文化、学术、风俗等各个方面,都联系着民族迁徙或人口迁徙。而谭其骧师1934年发表的《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正是现代学术开始特别关注此一问题的标志,其恒远的价值,尤其体现在开题立意、发凡起例。至于本文所作之“申论”,既了经典论文往往功莫大焉,能予后来者无限,所以极得重视;也了学术史上一个有趣却又不太被关注的现象:一等学者天资所纵,领域广泛,然而毕竟精力有限,所以有时只是开题立意而已;至于二等学者,文献资料则竭泽而渔,题中之意则务穷以尽,即在一等学者的引领与指导下,尽力于充实、深化与阐释。无一等学者即大师,学术难以开拓;无二等学者即专家,学术也难以。而笔者撰述本文,题外的意趣,其实也在于此。

  [2]详参[韩]朴汉济:《中国中世胡汉体制研究》,[韩]一潮阁,1988年;《“侨旧体制”的展开与东晋南朝史--为整体理解南北朝史的一个提议》,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编《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新胡汉体制论》,[韩]《魏晋隋唐史研究》第4辑,1998年。周伟洲:《“胡汉体制”与“侨旧体制”论--评朴汉济教授关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的新体系》,《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

  [3]胡阿祥:《东晋十六国南北朝之人口迁徙及其影响述论》,“第二届日中学者中国古代史论坛”(2010年5月,东京)提交论文,未刊稿。

  [4]王永平:《汉晋之际南方土著士人与侨寓士人的冲突与合流》,《扬州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第1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5]中村圭尔:《六朝时代江南的地域社会与地域性》,收入谷川道雄编《地域社会在六朝文化上所起的作用》。

  [7]胡阿祥:《东晋南朝侨流人口的输出与输入--分别以今山西省域与今安徽省域为例》,《文史》2008年第1辑。

  本文原刊于《谭其骧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经作者胡阿祥授权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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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的强盛、军队的强大,靠的不是莺歌燕舞,靠的不是花拳绣腿!靠的是先进的科学技术,靠的是无数个如黄大年一样默默奉献钻研的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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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羽杀掉子婴。起义军将领在项羽的主持下瓜分天下,各自称王。秦代统一的疆土被成十九个诸侯国。其中先入关的刘邦被封为汉王,接收了巴蜀和汉中之地,定都南郑;而项羽自称西楚霸王,占据了梁、楚地的九个郡。这就是楚汉相争的起点,四年后汉王刘邦灭西楚霸王,建立了汉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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